【永远的纪念·英烈精神传承】我的父亲吕公良

吕行健

2003年，是我父亲吕公良将军诞辰的一百周年。2004年，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六十周年。现为纪念革命先烈，经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在家乡父老乡亲的大力支持下，已将父亲的骨灰从杭州凤凰山麓移葬到家乡华埠镇公园山。与此同时，还将父亲的烈士园陵，用作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如此深情厚谊，可比高山大海。父亲若在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父亲的人生之旅，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国难当头的年代。1926年，他从衢州师范学校本科（五年制）毕业后，也就是在我出生不满周岁的那年，就离乡背井考进了黄埔军校，从而走上一生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我从小到大，跟父亲相聚的机会不多，骨肉之情和天伦之乐，多半依靠家书来往沟通。如今，怀念我的父亲，虽已相隔了不同时代，却仍然使我感到获益终身，而且记忆犹新。

 我小的时候，父亲还在衢州师范学校念书时，他给我取了一个乳名和一个学名。乳名叫“小牛”，学名叫“毓秀”。

“小牛”这个乳名，我一直非常地喜欢。我深深地体会到父亲给我这个通俗的爱称，对我寄有莫大的期望。他期望我，在小的时候，就能象牛那样健壮、好养；成年之后，能象牛那肯吃苦、会干活；并期望我的一生，要“甘为孺子牛”。迄今，我已离休多年，仍然乐意学做一个“老黄牛”，有许多乡亲好友还在叫我的乳名，使我倍感亲切。

父亲给我取了“毓秀”这个学名，显然是期望我，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有用的人才。我在小学念书时，对这个名字有些意见，一是那个“毓”字笔划太多，很难写；二是有些同学跟我开玩笑，说我用了女孩的名字。随后，父亲给我来信，改称我为“育秀吾儿”。

我进初中后，父亲在回乡探亲时，又给我改名为“行健”。这个名字来自《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含意是说，天时万物都在生机勃勃地、永不停息的运行，为人也要奋发图强，不断地迈开前进的步伐。解放后，我在参加革命工作时，才正式改名为“行健”，用来鞭策自己，把它作为自己行为的一个准则。

我还牢牢记得，父亲当年还跟我谈过一些有关人生立志的问题。他对我说，人各有志，做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没有骨气和志气。在一般情况下，各自取名和改名，都包含着各自的爱好、愿望和志向。

父亲谈到了他自身的情况。他在衢州师范学校念书时，原名吕周，是由于当时崇拜孔老夫子，想要一生从事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可以“周游列国，弟子三千”。后来进了黄埔军校，他改名为吕公良，是因为他信仰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从而立志“一心为公”，要做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军人，要做一个良好的中华儿女。并说，他把军校的校训“不求升官发财，不贪生怕死”作为他的人生之道。

父亲期望我的人生之道，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他谆谆教导我，做人要谋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要依赖父母兄弟，不要依靠田地、财产去做社会的“寄生虫”。做人不要游手好闲，不要贪图享受，不要损人利己，不要争名夺利，不要贪图做官。他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生一世不能光为谋生糊口，而是要做一个“有心人”，也就是说，为人在世要有事业心，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他还教导我，“好男儿志在四方，要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马革裹尸 其骨尤香     

1936年，我们全家跟随父亲在杭州定居时，他正忙着准备行装，打算要去德国军校进行培训。突然，驻绥远边防军来电告急，又亲以雪国耻为重，就此告别我们母子，立刻奔向塞外沙场，投入了他的抗日战争的戎马生涯。

在绥远前线，父亲奉命随十三军参加了攻克百灵庙的战役，给日本侵略军以迎头痛击。当时，京沪杭某地各界人士受到极大鼓舞，掀起了一个呼吁抗战的高潮，并纷纷派出代表团到战地进行了慰问。这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

“七七事变”后，父亲奉命回师关内，随十三军八十九师扼守南口居庸关。部队在南口车站遭到日军狂轰滥炸，他是从炸翻的车厢底下爬出来的。在居庸关的山地上，他随部队冲锋陷阵，前赴后继，浴血苦战了十多个昼夜，将士伤亡过半，有力地阻挡了日军的侵犯。当年随军著名记者范长江，曾称这个部队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是中华儿女的“好汉”。

同年11月，父亲又随八十九师参加了晋中太谷战役，与八路年并肩作战。父亲曾经说过，八路军两个长处：一是善于游击战；二是对战俘有一个较好的宽大政策。这就是便于保存自己和打击敌军的士气。

1938年，在台儿庄大战中，父亲奉命南下，随八十五军投入了战斗。这场大会战，当年有“南孙北汤”之称。孙连仲集团军，奉命在鲁南死守台儿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有八万多人），奉命作为“机动部队”，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在台儿庄外围的西北地区，从背后围攻日军。父亲所在的八十五军，听从汤军团指挥，奉命扼守运河北岸，并参加了临城枣庄一带的战斗。当时，部队采用了“既是运动战，又是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在开展运动战的同时，以部分兵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整个部队经过两个月的东奔西跑，昼伏夜动地追击日军，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日军疯狂气焰。

同年冬，父亲奉命调回十三军，参加了赣北战役。此后，他随十三军转战在豫南和鄂北一带，阻击日军沿平汉线向西的进犯，参加了三次豫南鄂北大会战，以及随枣、桐柏山的战斗，粉碎了日军在豫西的三次大扫荡，巩固了抗日大后方西北地区的安全。     

1940年，因军事形势的需要，父亲又先后出任河南界首和周家口警备司令，驻在敌占领区通向抗战大后方的咽喉要道，保障了抗日大后方的安全。

1942年冬，父亲奉命组建新编第二十九师，并被任命为该师师长。部队开到河南新郑城乡整训，同时防守中牟一带的黄河口岸。1943年，父亲在知道日军有侵犯中原的动向时，就毅然决然向战区长官请缨出战，守卫许昌的战略要地。他慷慨陈词：“养兵是为了卫国，练兵是为了御敌，日寇虎视眈眈地袭击黄河，侵我中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愿率领新编二十九师官兵，开赴许昌阻击日寇，誓与许昌共存亡”。        

1944年，父亲兼任许昌城防司令，日军大举侵犯平汉线，他跟家乡失去了联系。我们母子天天思念，月月盼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从南京传来了悲痛而又光荣的消息，父亲已在许昌保卫战中壮烈殉国。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与阵地共存亡，为国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痛定思痛，我感到，父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马革裹尸，其骨尤香。

 忠孝不能双全，心底内疚

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工商业和封建式的大家庭里。我的祖父吕云章，善于经商，在镇上开设了油榨、磨坊和炉铺等业，颇有一些名声，但他不会管理家务。父亲幼年丧母，不幸失去了母爱，后来又遭到继母的虐待，日子很不好过。他从小就爱念书，受到祖父的宠爱，却得不到继母和兄嫂们的支持。我的三个伯父，都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大伯父是个秀才，可惜早年去世。二伯父和三伯父，都是好逸恶劳的败家子，在家抽上了大烟和红丸子，两个伯母和四五个堂兄，也都在家吃闲饭，相互勾心斗角，终日不得安宁。实际上，早在祖父生前，他的店铺和旧家庭已是债台高筑、破落不堪，他老人家还蒙在鼓里。

父亲在进衢州师范学校前，就跟我的母亲王笙玉结了婚。他们不是父母之命，而是自找的对象。在反封建的浪潮中，父亲是家乡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的青年，母亲是带头放开小脚的女士。母亲从小曾拜我县著名文人叶左文先生为师，是一个有知识的贤妻良母。

父亲结婚后，受到我的外公王莲厚和三外公王莲辉的器重，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到师范学校去念书以及后来投考黄埔军校，都得到了两位老人家的赞助和大力的支持。

父亲黄埔军校毕业到部队工作后，家庭生活有了接济，母亲就带上我们告别了祖父的大家庭，搬回到外公的家中，过上了自在的小家庭生活。父亲和母亲在家乡生下五个子女，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有个大妹从小就送给他人抚养，至今下落不明，还有一个姐姐（吕毓玲）和弟弟（吕毓文），因患伤寒和脑炎，不幸天亡。母亲辛辛苦苦，只带大了我和小妹吕荷雨，我们母子三人跟我外公相依为命。母亲还承担了做父亲的责任。

1931年，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忙于军务，未能回乡奔丧。当时，祖父的店铺和大家庭宣告了破产，他的丧事和一切善后处理，都是靠我母亲出面，在我的外公帮助下给予操办的。随后，我的后祖母和两个伯父家中的生活困难和相继的丧事，也都全靠我的母亲操劳，并给予照顾的。

1934年，父亲回到家乡，为祖父进行了安葬，并安排了家事。他以身许国，没有向祖父尽过孝道，悲痛不已。他含泪写下了不少怀念祖父和感叹“忠孝不能双全”的诗句。事后，他为安慰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公，为更好地养育子女，就在外公的护送下，带着我们母子三人离开家乡，适居到杭州，把我送进了杭州著名的天长小学。

“七七事变”时，父亲远在抗日前线，只能拜托我的外公，带着我们母子三人逃难，回到了家乡。他不能照顾家庭，心底颇有内疚。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父亲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他的一生，有一半多时间是在家乡生活的，祖国是他的命，家乡是他的“根”，他在戎马生涯中，对自己土生土养的家乡仍然念念不忘。

在抗日战争之前，父亲一有机会，就要回到家乡来看看。他见到乡亲父老和同窗友好，总是喜笑颜开，其乐无穷。他回乡时，从来没有穿过威武的军装，别人都感到有些奇怪。父亲的想法是，他不要穿上军装耀武扬威，也不要显示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而穿着便衣回乡探亲访友，可以平易近人，可以随乡入俗，可以增添对家乡的感情。

1938年，父亲在回乡探亲时，曾应家乡“抗敌后援会”的邀请，为华埠“七七纪念亭”撰写了一副对联：“国耻恨重重，拼焦土飞烟不辞一战，亭名思七七，问银河洗甲更待何年”。当时，有同窗好友问他，这个“不辞一战”是否可以改为“不辞百战”。他在乡亲父老面前坚强地表示，我说的“不辞一战”，就是说要跟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要做到“一战到底，不死不辞”，来回报父老乡亲对他的厚爱。

1942年，日军沿浙赣线侵犯浙西地区时，家乡是一个重灾区。整个华埠街上，260多家商号和民房2700多间，烧成一片焦土，我家店房和住房均成一片瓦砾。父亲在知道家乡受灾后，国耻家仇使他愤慨万分。随后，他拜托了两位随军的同乡邹谷之和程炳然先生，长途跋涉赶回家乡探亲，给家中送来了生活上的接济，并带来了安慰父老乡亲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的这个青山，指的就是国家和乡土，青山倒了，我们子子孙孙都得做亡国奴。

父亲还向乡亲父老承诺，他决心要奋勇杀敌，他要“不愧作一生的军人，亦不亏负家乡对我的养育，只要打败日军侵略军，我们可以重建更加美好的家园”。

怀念我的父亲，他在抗日战争的戎马生涯中，整整度过了七年。而在这七年当中，他冒着枪林弹雨，马不停蹄地奔上了绥远、河北、山西、山东、江西、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八个省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将会载入史册，我们子子孙孙将会牢记不忘，将会代代相传。

            2004年冬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