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赤子—高金城（二）

回到兰州的高金城原本还是行医布道，但正是此时，为了打通国际路线的红西路军兵败河西，中共中央正积极寻求怎样对红西路军被俘流散人员进行营救的方法，共产党员吴波给党中央建议委托高金城前来甘州进行营救。高金城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光明磊落，同共产党肝胆相照，爱国之志溢于言表，再加上他是医生又是基督教徒，曾在河西走廊开过医院办过教堂，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和较好的群众基础。

高金城带着我党的委托，和原西路军战士蔡光波风尘仆仆赶到阴云密布、杀机四伏的张掖古城。地处张掖城西的福音堂医院是高金城先生十多年前创建的，但现在被马步芳所属300旅占据为伤兵医院。高金城决意收回医院，作为营救西路军的大本营。

高金城深入虎穴，当面向韩起功提出收回医院驻地，重开福音堂的要求。韩起功巧言以对、搪塞推诿。高金城义正严辞地指出：“抗战时期，应以大局为重，任何人不得干扰抗敌后援工作。”高金城迅速恢复了福音堂医院，召回了当年在张掖培养的徒弟张明新、陈大伟、张秀玉等人，并把自己回张掖的任务秘密告诉了他们，要他们配合寻找流散红军。

1937年8月底，在敌人司令部电台工作的被俘红军战士获悉马步芳电令韩起功将狱中8名红军高级干部押往西宁，高金城和刘德胜等在福音堂医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蔡光波火速前往兰州报告办事处，由于党中央及时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刘瑞龙等顺利被营救。

在兰州接受委托时，谢觉哉同志曾关照高金城注重打听一下陈昌浩、徐向前的下落。高金城听说陈、徐二人曾在祁连山一带活动，遂派人前往民乐、山丹等地打探情况。当打听到陈、徐二位首长已向东而去的消息，高金城立即写信向谢觉哉同志汇报了情况，解了中央思军忧将之虑。

当得到“民乐南山隐藏红军干部极多”的消息后，他亲自邀请民乐县洪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大地主孙振铎到张掖商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以性命担保，打消了孙的顾虑，孙表示：“你放心，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一定帮你们营救红军。”

密约顺利达成，高金城复写了一百多张字条，派王定国和张明新、陈大伟两位医生，带上字条到民乐县孙家庄南山一带散发，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为流落的西路军将士指明了归途。

高金城的营救活动，引起了马步芳的极度仇视，也引起了他的极大恐慌，9月6日，秘密党支部成员邱均品得到情报：韩起功已察觉红军人员活动频繁，要准备抓人，9月7日晚，党支部在福音堂小楼召开会议，决定再派秘密党支部书记刘德胜去兰州汇报情况。

刘德胜临行前问高金城：“你对党还有什么要说的？”高金城沉思良久，郑重的说：“我坚信共产主义，到了延安，请转告中央，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金城以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的合法身份，周旋于张掖政军商界，以宴请、拜访、诊病等多种形式，打探西路军流落人员的情况，同地下党支部研究营救方案，使不少流落乡间街头，伤病缠身的红军将士得到了营救和治疗。

1937年10月底，地下党支部的成员相继离开张掖，高金城却仍然留在张掖，福音堂医院也还在接收红军失散人员。期间，在高金城先生的协助下营救出西路军被俘、流落、失散人员近300人。

1938年初，高金城在张掖县城附近又收容了从祁连山走出的19名红军伤员，安置他们在医院疗伤治病。军阀韩起功发现后，凶相毕露，决意要对高金城先生下毒手。1938年正月初四凌晨4时，韩起功的副官马兆祥敲开福音堂医院的门，谎称韩旅长得了急病，请高先生前去诊病。

韩起功见了高金城后淫威大发，露出了凶险的嘴脸，要高金城承认是共产党员，并要高交出营救出的红军名单。高金城看到韩起功凶相毕露，义正严辞驳斥韩起功：“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英雄，我高金城敬仰共产党人！”

韩起功被高金城驳得哑口无言，命令部下动用严刑拷打，高金城重刑之下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不为淫威所屈服，痛骂韩起功是土匪，是屠杀红军的刽子手，是日寇的走狗、民族的败类。韩起功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竟残忍地命人先断高金城四肢。高金城痛骂声不绝，最后被活埋于大衙门后花园内。

高金城先生失踪的消息传到兰州八办，谢觉哉同志大为震惊，一面同甘肃省政府交涉，一面将高金城牺牲的消息向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汇报。

1949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掖。一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和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探望了高金城先生的夫人牟玉光女士，对高金城先生的牺牲表示哀悼和对亲人的慰问。

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1952年2月2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给牟玉光来信，信中说：“他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是值得崇敬的。”